商業辦公大樓的發展軌跡――七○年代後的美國摩天大樓與現代主義的轉化
本文資料來源：建築師雜誌，第268期，pp.107~114。
文˙攝影╱黃承令
商業辦公建築向來很少被認真討論過，但商業大樓對環境的衝擊與影響遠超過其他建築，因此如能提升商業辦公大樓的品質與水準，則整個都市的景觀亦將隨之改變，這也是本文將摩天大樓樣式的發展與轉化做一認真探討的主因。
現代建築的成長、轉化與形成，在歐洲有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但現代建築運動(Modern Movement)所稟持的現代主義卻是在1920年代，才如火如荼的展開。當時一些知識份子與前衛建築師們相信要實現社會改革的理想，不僅必須改變社會制度，同時必須改造實質居住環境的品質。他們甚至相信只有產生新建築，創造新環境才能解決社會問題，因此當時參與現代運動的建築師往往被當成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信徒。商業辦公大樓的想法，在當時不僅意識形態上無法存在，從社會經濟的角度亦尚未成熟；但在美國則相反，芝加哥建築學派的摩天大樓於1885年誕生，到了1920年代摩天大樓的技術已相當成熟，但何謂現代主義卻從未被討論過。
1939年，德國以超強武力入侵鄰國，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迫使美國參戰，並加入亞洲戰場，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大戰。1945年戰爭結束，世界多數地區都在瓦礫中重建家園，美國雖然參戰，但國土卻從未成為戰場，成為最大的贏家。局勢的演變使早期歐洲現代建築運動的舞台轉移到美國。
現代主義商業化的實驗場──二次大戰後的美國
1930年代紅色革命的社會主義理想已經死亡，早期德國民主社會意識激發的一切以他人幸福為前題的利他主義(Altruism)；已完全消失。世界情勢已經改變，社會制度已不相同，現代主義亦失去了一個以社會主義為前題的目標。美國，一個以資本主義主導的社會，一切以商業利益為依歸，任何崇高、偉大的事情在這塊土地上幾乎都可以變成商業行為與企業經營。憑著地大物博的先天條件，加上戰後各國移民的精英，終於在五○年代將現代主義的設計觀念大量的發揮在商業建築上，使美國成為現代主義「商業化」的實驗場。
1950年綠色玻璃帷幕牆的聯合國大廈完工啟用，正式向世人宣佈現代主義摩天大樓的到來。1951年密斯在經過三十年的實驗與發展，在芝加哥的湖邊大道完成了雙棟二十六層之扁平長方形金屬玻璃盒的公寓大廈；1952年S0M的建築師邦協夫(Golden
Bun-shaft)於紐約曼哈頓的公園大道完成李佛大廈 (Lever
House)；1951年SOM於芝加哥市中心完成內陸鋼鐵大廈(Inland
Steel-Building)；1958年密斯於紐約曼哈頓完成希格蘭大樓(Seagram
Building)，替五○年代的現代主義摩天大樓寫下鼎盛的一頁。六O年代美國的摩天大樓在技術與高度上繼續突破與發展，許多粗糙的仿製品亦同時產生。純淨、精緻、簡潔的設計哲學，在地產商手中變成簡單、廉價、快速的生財工具。這既非現代主義的初衷，亦非現代建築的涵意。
在學界的反省方面，諾伯休茲強調的多元主義 (Pluralism)比范求利 (Robert Venturi)的並存(Juxtaposition)、兩者兼具 (Both and)，定義更廣，但此二人的看法不僅存在於古典建築，亦存在於現代建築。因此到了七○年代當建築界開始出現(或回歸)多元化設計時，摩天大樓的發展出現了一種進退維谷的局面。商業大樓的開放彈性辦公空間，並未因多元主義意識的覺醒而改變，密斯所建立的許多原則對辦公大樓的使用者而言，仍是最好用的，但突破設計創作的瓶頸仍令當時的建築師蠢蠢欲動。
七○年代，當土地投資商正忙碌的抄襲開發廉價的鋼架玻璃樣式的同時，有些建築師亦悄悄的在嘗試一些改變與突破。他們並非創出新的理論作為設計的依據，而是將嚴謹的現代主義原則加以擴大，用廣義的方式來解釋現代主義。由於施工技術以及新材料的引進，使摩天大樓外牆的設計增加許多可能性。各種不同色澤的玻璃與金屬、多樣性的鏡面反射玻璃以及人工合成材料，都使建築師難以抵擋這種新效果的嘗試。再加上能源危機、環境意識與都會人性化意識的逐漸高漲，許多建築師雖然仍維持現代建築的原則，但在形式與配置上，均做了適當的修正與調整。
能源意識的覺醒
1972、1973年中東石油生產國對西方世界以及其他各地實施石油禁運所造成的影響，不僅是經濟、工業與政治上的衝擊，同時是一種全面的社會根本觀念的改變。七○年代能源意識的覺醒，有如世紀初社會革命的思想與八○年代環保意識的覺醒一樣，是一個世界性觀念的突破，那就是地球上的能源不可能永遠取之不盡，如何節約使用，減少浪費能源是七○年代的一個重要課題。美國在當時是(至今仍是)國民個人平均耗能源居世界之冠，因此所受的衝擊亦最大。對建築界而言，不僅是公共建設停擺，商業建築亦受到直接的影響。
西方世界對於石油禁運，一開始是展開政治談判，然後是政策修正，接下來是一連串能源研究計劃與機構的設立，有些國家甚至重新開採早已關閉的煤礦礦場。自人類祖先開始就有的陽光方位與座北朝南的觀念再度被重視，許多各地建築雜誌開始報導能源研究與省能建築。美國的”進步建築”雜誌(Progressive
Architecture)與”建築記錄”雜誌(Architectural
Record)自1974到1984的十年間，以大量的篇幅報導能源與建築。這時期有許多被報章雜誌推薦的優秀建築作品看起來像是能源機器，或太陽能工廠。各大學接受聯邦政府及州政府的研究計劃導致一些學生圖桌上的設計，在不知不覺中脫離了現代主義所建立的美學觀。許多州政府(特別是冬天漫長且寒冷的中西部與新英格蘭區)著手修訂建築法規，要求建築物的外包被面積(Building
Envelope，包括外牆與屋頂)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的開窗面積，其餘百分之六十以上包被面積必須用一定效率的絕緣材料，以防止室內熱能的流失。州議會並通過特別預算，鼓勵小住宅及公、私立團體的建築物進行能源維護之整修，除可減稅之外，並可獲得修繕補助。有些州甚至出現能源警察，防止人們在冬天將室內溫度調至過高。
對一棟樓地板面積大，但樓層數少的建築物，只開百分之四十的玻璃窗並不難，因為屋頂即占去了大量的外包被面積。但對一棟商業高層建築，屋頂面積小，但立面面積大，且不分東、西、南、北均為彈性辦公空間，限制百分之四十的玻璃開窗面積對設計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特別是五○年代以來的商業摩天大樓均以輕巧的玻璃帷幕牆為主。
1978年，芝加哥建築事務所莫非(C. F. Murphy)、漢蒙．楊(Helmut Jahn)設計的全錄大樓(Xerox Building)，獲得”進步建築”雜誌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年度獎。全錄大樓乍看之下與其他辦公大樓並無不同，只是它的水平帶窗與水平腰樑版的寬度面對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高度而已。其得獎原因是這棟大樓說明了建築不應是個能源機器，建築仍舊是建築，但必須從建築座落的條件考慮到陽光方位與建築物耗能、省能的關係。這種得獎理由幾近荒謬，因為這種看法自人類祖先就有的，卻在現代主義革命的時代因著重在社會問題上，而被忽略了。全錄大樓仍小心翼翼的維持密斯辦公大樓的基本原則，平面模矩與帷幕牆細節等等，均延續了現代主義的觀念，但曲線的應用以及玻璃開窗面積在立面上的變化，在根本上已脫離了玻璃方盒子的意識形態。
在成功的完成全錄大樓之後，漢蒙．楊開始將多種玻璃混合使用，不論是透明玻璃、不透明玻璃，或反射玻璃，均由多種顏色組成。不透明玻璃主要是便於在室內面加裝絕緣材料，鏡面反射玻璃可以提供視野，亦可以加裝絕緣材料。能源節約法規很顯然對許多建築師在設計上構成困擾，但漢蒙．楊卻從法規的限制裡找到裝飾的理由，因此漢蒙．楊有些建築物甚至用了十幾種不同的玻璃，有些立面看起來像彩繪玻璃的拚花裝飾，從立面上無法分辨哪些是可視玻璃 (Vision Glass)，哪些是熱能絕緣版。他在伊利諾州政府大廈(State of Illinois Building)甚至使用了數十種不同顏色質感的玻璃，平面呈U字型，中央大廳挑空直通玻璃屋頂，U型開口處的玻璃十幾層樓高，圓桶玻璃屋頂亦切成斜面，均朝向東南方，為的是在寒冷的冬天能讓更多的陽光進來。事實上這些大玻璃立面對節約能源並無多大幫助，但卻讓建築師在玩弄設計時多了一些自由與藉口，且頗能說服業主。
西薩．培利(Caesar Pelli)於1984年在紐約完成的現代美術館大樓(Momma Tower)，約於1979年開始設計)，亦用多種油漆彩色玻璃在腰樑版 (Spandrel)上，以便做絕緣層。工業界甚至研發生產一系列的腰樑玻璃 (Spandrel Glass)直接與絕緣層結合，以利施工，降低造價。1977年休•史塔本(Hugh Stubbern)在紐約完成花旗銀行總部大廈，這是自石油危機以來紐約第二棟大樓完成。該大樓收頂高度超過十二層樓高，切45度角約三角形收頂，其斜面是為了吸收太陽能，但事實上從未使用過。
有些地產商在銷售公寓與出租辦公空間時，亦開始說明該空間每年能源平均消耗量。其目的一方面是證明合乎政府的規定；另一方面是促銷技法，再一方面顯然它是大眾所關心的問題。1975年禁運解除，石油恢復供應，往後數年許多研究機構逐漸裁撤或合併，聯邦預算逐年刪減，許多州政府將只准開窗面積百分之四十的建築法規解除，一切似乎部被淡忘了。但無論如何，1972年以前一桶原油四元美金的時代將永遠不會再現。人類徹底瞭解地球的能源終有耗盡的一天，完全仰賴別人提供能源亦非長久之計。商業建築的局面，在法規修訂、建商要求、群眾覺醒以及各種應急改良的新材料誕生，一度流行的密斯式玻璃方盒子亦已過時。誠然所有辦公大樓外牆的熱傳導值 (U-Value)均在法規的要求下變小，隔熱防冷的品質效能提高，但它亦提供七○年代末與八○年代初運用多種玻璃與造型調整，在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振振有詞理直氣壯的建築師開始誇張幾何形的雕塑視覺效果，以別於「傳統」的方盒子。當經濟復甦之後，各行各業開始積極動起來，但建築已無法再走回頭路。
企業管理機能的調整
七○年代末期，美國許多企業的經營管理出現了一些變化，這個變化不見得是經營策略的改變，而是對辦公空間的要求。空間大小的擁有不僅具有象徵意義，在實質上亦然，最重要的是它反映出職權位階的關係。任何一個企業組織，一個小主管的辦公空間不應比總裁的辦公室大；同理，位階低的辦公室玻璃窗面積不會比位階高的辦公室玻璃窗面積大。因此擁有角窗辦公室(Corner Office)的人，其職權位階通常高於其他人，因為它擁有兩向立面的玻璃窗；但是不論樓地板面積有多大，如果是一個方形平面，每一層樓最多只能有四個角窗辦公室。如果鄰棟間隔過近，或街巷太窄，角窗辦公室並無多大意義。
有些行業，譬如規模較大的銀行在組織編制上雖然只有一位總裁，但副總裁往往有數十位，因此增加角窗辦公室是有些企業的需求。如果一個基地有一個角落是面對東南方，又有視野，在此一角落增加角窗辦公室便成為地產商最基本的要求。因此玻璃方盒子的改變，不僅僅是能源意識的，亦非僅是建築師已疲倦了這種樣式，同時亦是地產商應運市場需求所做的調整。出現鋸齒狀的平面是為了滿足室內空間的安排與角窗辦公室的數量，而非為了造型(至少開始是這樣)。
金屬玻璃盒子的改變
對現代建築有貢獻的大師甚多，但對現代商業大樓影響最多、最廣、亦最徹底的，毫無疑問非密斯莫屬。因此當人們逐漸厭倦廉價仿製的玻璃盒子時，地產商亦敏感的嗅到大眾消費市場的轉變；同時，有創造力的建築師亦到了無法繼續相同樣式的時期。七○年代許多第二代的建築師逐漸開始轉變摩天大樓的造型，他們遵守現代建築的原則，亦維持玻璃金屬帷幕牆的外殼，同時亦保留抽象雕塑的量體，但將幾何形體誇大表現，以脫離方盒子的形式。脫離方盒子的目的，並非為了否定密斯，而是試圖找回形式認同的意象，是試圖運用現代建築的原則與精神，重新建立不同企業的形象。
1972年菲立浦．強森 (Philip Johnson)於明尼那普勒斯設計的IDS大樓，使每層樓四個角窗，增加為32個角窗辦公室，紐約中城的川普大樓 (Trump Tower)的東邊有大樓相鄰，因此在西南做了鋸齒狀的多角窗辦公室，由一個角窗辦公室增加為7個；這些都是滿足企業管理機能的好例子。
在這些代表作之中，包括：菲立浦．強森於1976年在德州休士頓完成的潘佐依大樓
(Pennzoil Building)；凱文．羅曲 (Kevin
Roche)於1976年在紐約完成的聯合國廣場旅館與辦公中心(United
Nations Plaza Hotel and Office Complex)；亨利．卡布(Henry Cobb)於1976年在波士頓完成的約翰，漢考克大樓
(John Hancock Tower)以及於1986年在德州達拉斯完成的聯合銀行總部大廈
(Allied Bank Tower)；貝聿銘(I. M. Pei) 於1991年在香港完成的中國銀行大廈等等。這些代表作均脫離方盒子的意象，且拋棄結構合理的表現(香港中國銀行大廈例外)，並使之更加抽象化，更自由表現形體本身。
都市紋理的再現
摩天大樓自開始發展以來，以自我為中心的局面一直延繽到三○年代的洛克菲勒中心才發展出與都市環環相扣的關係。五○年代以密斯為首的鋼架玻璃現代建築，又將摩天大樓推回到絕對自我中心的狀態。這種自我中心的狀態雖然一直延續到七○年代末期，但七○年代亦有些建築師開始脫離這種排他性的觀念，將都市周遭的人潮動線與大眾交通系統列入設計的考量，紐約市的花旗銀行總部大廈(Citicorp Center)即是一個好例子。
建築師休．史塔本(Hugh Stubbern)於1977年在紐約完成花旗銀行總部大廈，它是一個方形的金屬玻璃盒子加上一個四十五度斜角的頂做收頭，水平腰樑與水平帶窗包被了整個造型。銀白色的帶狀金屬與反射玻璃使這棟建築物呈現出高科技下的產物，精確、細緻、優美。它並非毫無個性的方盒子，事宜上它具備總部大廈的意象，但又非傳統紀念性總部大廈所呈現的霸氣。花旗銀行最大的貢獻是將大樓的基座挑高六層樓，讓出大量的空間使街道及人行道與大樓的大廳及廣場得以連接。都會捷運系統亦在大樓有出入口。大廳基座除了零售商店、郵局、銀行、餐廳之外，並提供大量的休閒空間與表演節目，使大樓的工作環境與都市生活、休閒活動、交通運輸均結合一起。摩天大樓再次成為都市紋理與模式的一部份。
建築師史伯列克森(Johan Otto Von Spreckelsen)在巴黎的拉．德凡區(La Defense)完成一座超大型的辦公大樓，稱之為「大方拱」。拉．德凡是七○年代巴黎大都會更新計劃的主要區域，在歷史上是巴黎的外圍防禦區。「大方拱」辦公大樓是用白色大理石與玻璃金屬做成方拱的形式，與巴黎凱旋門及羅浮宮形成一條貫穿巴黎的軸線。「大方拱」辦公大樓的形式是反映凱旋門的圓拱，地理位置在巴黎中軸線的最西端，以前是防禦重鎮，今天變成西邊進出巴黎門戶的象徵。若僅以「大方拱」本身做論斷，這種形式的辦公大樓顯然極不合理。不論是從使用的角度，亦或從商業大樓本質的角度都似乎令人難以信服。雖然它的施工方法、建築大樣、使用模矩以及立面上方格子的原則都來自現代主義，但所呈現的卻非正統的現代建築。它每七層樓出現二次的樑柱構架，與貫際結構系統亦無關連。但若以巴黎的都市組織與歷史脈絡來看這棟建築物，「大方拱」所顯示的是它並不相信國際樣式的教條，但卻相信現代建築的精神與內涵。由KPF於1983年在芝加哥完成之維克大道辦公大樓(333 Wacker Drive)，在一塊三角基地上建築師以弧形的立面呼應基地前的芝加哥河，亦是如此。
地方性的重新定義
地方性的定義很廣，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會有不同的答案。舉凡文化、傳統、宗教、生活、氣候、習慣等等，都呈現不同的面貌與內涵。今日，即使許多大眾消費的產品，行銷的範圍已遠超過文化與國家的界限，但這並不意味著地方性文化的消失。在中東地區的人也許深信回教教義，吃著正統回教食物，過著長久承傳的生活習俗，這並不代表他不能開賓士汽車。但在中東地區的賓士汽車是否應該有回教意象的造型？是否應該與在德國的賓士汽車有不同的形式？似乎很少人反問過這樣的問題。以二○年代國際樣式主義的觀點當然是不必的；以後現代主義、地方性的觀點，中東地區的汽車形式當然應該不一樣，即使汽車的引擎是相同的。
既然建築是一種文化表徵，它自然應該與建築物座落的基地與周遭有關。建築的進步是仰賴工業技術的，但卻不是工業產品，建築所涵蓋的範圍遠比單項工業產品大得多。人類文明的進步是一個整體，尊重傳統與文化並不是要停滯不前，珍惜歷史承傳亦非回到過去。因此，如何從現代的觀點去珍惜地方性的特質是許多新現代主義者所關心的課題。這個課題並非在為地方性下定義，而是經由現代的資源，藉由建築的表現，為地方性提出一種看法。建築師邦協夫(Gordon Bun-shaft of SOM)在沙烏地阿拉伯吉達市所設計的國家商業銀行(The National Commercial Bank)正是提出這種看法的一個例子。沙烏地阿拉伯的吉達市是一個現代化的大都會，現代化並無法解決地區性的氣候，在一個夏天達攝氏四十五度的城市，如何利用當地的微氣候，同時又能表現一個現代化商業銀行的總部大廈，是建築師邦協夫所欲探討的課題。要瞭解這棟大樓在立面上出現的大洞，必須從剖面看起，特別是辦公空間的開窗並非面對外牆，而是面對內部挑空的部份，大樓內部的中間部份，基本上是電梯與服務系統，卻變成自然垂直的通風管道，使炎熱而潮濕的空氣可以自其間自然流通與上升。外牆用以阻隔陽光，而未開一窗。這種觀念與當地居住環境頗近，中東地區的住居外牆厚重，窗戶很少，內院則開敝，容許通風採光，雖然當地住居的觀念仍包括家族與防禦等因素，但天候亦是造成當地居住形態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國家商業銀行大樓並未使用國際性的玻璃盒子，它同樣亦未採用拱廊、圓頂等極易辨認的當地建築語彙，它很技巧的重新詮釋當地合院的設計原則，並將之轉化在該辦公大樓上，使之產生一種獨特的造型，反映了地區的特性，卻仍保有現代的造型。
阿拉伯國家商業銀行反映了地方性的氣候與居住，但同時表現出一個現代化企業的辦公大樓。巴黎拉．德凡區的「大方拱」雖然從都市的紋理可以找到依據，但它的造型實際上亦反映出巴黎的地方性：一個充滿宏偉紀念性建築與紀念碑的城市。貝聿銘在新加坡設計的中國華僑銀行總部大廈
(Overseas-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反映了一個新興都市試圖國際化的樣式，它具有傳統總部大廈的紀念性，但卻是用現代建築的語彙。事實證明，國際樣式自開始一直是一個烏托邦的口號，也從未成為真正的國際化，但現代建築的原則卻深入許多地區，與當地的地方性相結合，藉由現代的精神產生出新的現代建築。
高科技的時代
現代主義崇尚機械文明，強調機械的效率與便捷所帶來美好的明天；而機械文明簡潔、純粹、效率與乾淨的美學觀成為現代主義的訴求，這種美學觀亦相信機能、形式、材料與當代施工技術的相結合。對某些新現代主義的建築師而言，現代主義的機械美學觀是好的，是正確的，而且現代主義階段性(或時代性)的任務已經完成。人類的歷史，自二十世紀初的機械時代，逐漸邁向高科技時代，如果現代主義反映了機械文明的時代，新現代主義應該反映高科技的時代，這才是真正的時代精神的表徵。
「第一個機械美學時期(現代主義)的作品非常強調邏輯、動線、機械設備技術與結構。第二個機械美學時期 (新現代主義)比前者經鬆許多，且更具彈性。先前的機械美學傾向重覆生產的模式；目前的機械美學則較充滿變化。」新現代主義所呈現的機械美學並不是在呈現機械的效率與便捷，而是相信高科技本身所散發出來的藝術性與時代意義。在結構上的態度亦然，現代建築理性誠實的傳達結構的訊息；新現代主義則情緒熱烈的將結構當成表現的工具。由諾曼．福斯特 (Norman Foster)設計的香港匯豐銀行(Hong 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與李察．羅傑斯(Richard Rogers)在倫敦設計的洛依德倫敦保險公司(Lloyd's London)是這種機械美學觀在摩天大樓的表現上的最佳例子。
結語
在這些形式轉化過程中，許多建築師與評論家急於替現代主義下結論，甚至將現代主義與現代建築混為一談，劃上等號。一種建築樣式的產生、流行、轉化、消失，通常有許多原因。過去這些原因被部份史學家過份簡化、忽略，或誇張了；有些人進入文化觀的深層面，有些人則流於社會現象的表徵；有些人著重形式的改變，有些人強調技術的突破，但商業大樓的產生，基本土是實用主義的(Pragmatism)，因此它形式上的轉化，亦與實用價值有較直接的關連。基於實用的理由，並不需太多的理論基礎，亦無需清楚的意識形態，因此樣式的轉化無需全面否定過去，亦無需排斥新的可能性。轉化是以過去的經驗做基礎，以現有的條件為依據，並做最有效益的考量及判斷，不論是前衛或保守的設計，這是多數商業大樓發展的軌跡。
多年來商業建築很少進入學術殿堂，亦甚少被認真認論過，但由於數量與尺度，商業辦公大樓對環境的衝擊與影響，遠超過一棟一流的社區中心或鄉村教堂。林立的商業辦公大樓亦使世界各地的大都會成為今天這個樣子。公共建築的數量畢竟有限，但商業辦公大樓的品質與水準若提升百分之十，整個都市景觀亦隨之改觀，這亦是本文將摩天大樓樣式的發展與轉化做一認真探討的主因。
本文資料來源：建築師雜誌，第268期，pp.107~114。
辦公事務大樓建築類型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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