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與中國的海上交通（一）──東南道
耿慧玲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交通是人類相互往來的結果，人類相互往來不論是溫和的影響或是激烈的衝突，必然造成文化及種族上的融合，政治上的分合。中國與越南之間因地理位置上的比鄰，因之有著相當豐富的交通歷史，越南也因之受到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等等的影響，對於越南地區的歷史發展相當的重要，甚至可說越南自鬆散部落得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是長期接受中國影響的一個結果。而欲探討越南國家發展的歷史脈絡，中越交通應該是研究的主要項目。根據越南與中國的地理位置，越南與中國之間的交通線，大致可以分為海陸兩條路線。陸路又可分為兩條，一條是滇越道、一條是桂越道，這兩處交通線係以陸路、河運為主。也是中國古來與越南地區主要的交通路線。有關這兩條路線與中越文化的交流，本文作者有另文撰述，此處不贅。本文所要討論者為中國與越南之間的海上交通概況。
中國與越南間的海路主要以廣州為運轉的中心，可以分成三條路線：廣州──占城（日南）道，又稱為廣州南道；廣州與越南北圻道，又稱為廣州北道；還有一條廣州以北至揚州地區的海道，又可稱為東南道。這三條路線可以說是環南海的交通路線，及其之延伸；又都可以以陸路連接中國中原奧區，與中國內陸產生密切的聯繫。[1]
中國的南海是一片淺海，自閩粵海面經過海南島和雷州半島，一直向著越南東海岸的東京灣延伸過去，這地區星羅棋布著無數個島嶼，島嶼間自然形成錯落凹凸的海岸線，正如同上古時期歐、非間的地中海一般，居住在這個地區的人民，在還沒有能力直接穿越海洋的時候，可以方便的進行短距離的內海交通。沿著內海的周邊包含今日的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半島、印尼等東南亞國家，形成一個來往密切的交通圈，處在這個區域內的民族，與所謂的百越民族與南島民族間均有一些關係存在，[2]而無論是百越民族或是南島語族，都是一個善於航海的民族。[3]中國可以透過南海、藉著與這些環南海地區的交通，繼續向西航經印度洋、阿拉伯海，通往歐洲，進行海上的貿易與交通，這條路線被後世稱為海上絲路，或陶瓷之路，[4]且自唐宋以後，成為東西交通的主要路線，其貿易數量十分驚人，李明偉在〈中國歷史上的貿易之路〉中敘述：
12世紀後半時的旅行家伊本•裘巴爾和14世紀旅行家伊本•拔圖塔以及其他猶太商人都在旅行記中提到：在著名的紅海之港愛札布，從十世紀起，由中國經印度轉來的陶瓷就占所有商品的第一位。可見從唐宋時代起，中國陶瓷通過陸路、海路已大量運銷世界各地。我們從明代陶瓷的出口量中也可窺見陶瓷貿易額之巨。如洪武八年（1375）中國以瓷器69,500多件與琉球易馬；鄭和下西洋時62隻巨舶中除絲綢外，主要是瓷器；1641年7月從福州出發的一艘海船裝運瓷器2,700件去日本；同年十月，大小海船97艘到長崎，運送瓷器二萬餘件。到清代中國陶瓷年出口量已達五千擔。陶瓷已經成為唐宋以來中國政府財政平衡，支付手段的主要項目。[5]
事實上，這條路線所產生的貿易效應不僅對於中國經濟與財政上有幫助，對於西方的歐洲、阿拉伯甚至印度、東南亞各國都有相當的助益。這條海上的路線大抵由廣州、泉州、明州、交州等港啟航，向東北亞的朝鮮、日本及東南亞的呂宋、爪哇、蘇門答臘、加里曼丹（婆羅洲）、蘇拉威西（西里伯斯）、泰國、越南，或過馬六甲海峽至緬甸、印度、錫蘭、巴基斯坦，經波斯灣、紅海至東非沿岸，再由阿拉伯、威尼斯或熱內亞商人將貨物轉運至地中海各國。
自中古歐洲黑死病過後，歐洲莊園經濟與封建體制崩潰，釋出新的資本階級與冒險家，進行海上的探險，並由原本安全的沿岸航行轉變成越洋的航行，也將歐洲地中海的商業貿易擴張到太平洋、大西洋等地，直接與中國進行絲綢、瓷器、茶葉等的交易，由於越洋可直接與中國交易，減少許多轉口的成本，因此歐洲所開發的新航線，可以放棄過去的陸路轉口貿易方式，這對於原本航線上的國家或地區的發展當然有相當大的影響。就中國方面而言，中國的海上航行路程雖然早已擴展到較西方為遠的境地，但中國真正的貿易路線仍以沿海航線為主；[6]因此，在西方的航海路線改變之後，中國及中國周邊的貿易狀況受到的影響更大。這種貿易狀況對於政治、社會也都產生相當程度的變化，這就改變了中國與周邊國家原有的關係，本文所欲研究者，即為被稱為小中國的越南，在歷史發展中與中國海上交通間的相互關係。
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我們承認中國統一的大帝國對於周邊的控制有一定的力量，在近代史中佔有絕對重要性的南海，若與中國東南沿海的開發歷史比較，在中國早期歷史的發展中，應該還是處於邊陲地區，其整體的發展應該還是與中國有相當的差異，但由於南海與中國東南地區的海域是相連的，在發展的過程中，就難免不受東南地區接近中原核心地區歷史發展的影響，這種影響是漸進式，還是突然間的取代，應該對於南海周邊地區的歷史發展走向有密切的關係，下面就先就廣州至楊州路的所謂中國東南海道開始說起，看看與中國山水相連的越南與中國之間的海上交通是如何發展的，以此亦可擬想其他地區與中國的相對關係。
二、廣州至揚州路(東南道)
越南與中國地區的海上交通很早即已開始，百越人的善於航海，必然使得共處於中國南方沿海地區居民，有自然來往的可能。這是基於地理上的相接、人種上的相近與自然經濟上的互通有無所產生的結果；開始應該是屬於區域性的小規模互易有無，或單純的人口來往。近年根據考古出土資料及造船的有段石錛，學者認為中國沿海地區在七千年前已經出現了槳和獨木舟，[7]同時在環中國南海的台灣、廣東、廣西、越南甚至泰國的新石器出土遺物中，我們可以發現其間有許多相似的特徵，反映出環中國南海地區頻繁交通的事實。[8]也顯示出中國與中南半島在七千年前，即已可能有一定的交流關係。及至商代木板船與風帆出現，航海技術進步，使得海上的交通更加興盛。[9]到了周代，許多文獻中皆出現有關越族海上文化行為的記載，例如《尚書•禹貢》、《逸周書•王會解》、《荀子•勸說》〈榮辱〉〈儒效〉〈正論〉，《莊子•逍遙遊》〈刻意〉〈讓王〉，《管子•小匡》〈輕重〉，《墨子•公孟》〈魯問〉，《韓非子•說林》〈難勢〉，《尸子•廣》，《戰國策•趙策》〈燕策〉，《呂氏春秋•功名》〈簡選〉〈審己〉〈異寶〉〈有始覽〉〈本味〉〈義賞〉〈貴因〉〈用民〉〈為欲〉〈恃君覽〉〈求人〉〈知化〉，及《春秋左氏傳》《國語》《竹書紀年》等，皆顯示在當時，中國中原地區的人民對於所謂百越地區已經有相當程度的接觸與瞭解。若根據《史記》的記載，在帝顓頊的時代，中國即與交趾地區有了相當程度的聯繫，[10]當然，這樣的記載，將中國在新石器時代所領有的土地擴及到如漢唐時代的疆域一般，是值得懷疑的，但，確有許多的記載，與文化、風俗上的特徵，讓人發現，中國東南地區的百越文化與中原核心文化之間，有了相當程度的聯繫，《史記•貨殖列傳》載：
越、楚則有三俗。…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胊、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11]
在越南史家陶維英的著作《越南古代史》，與徐松石先生的《粵江流域人民史》中也都徵引了許多中外學者的論點來闡述百越民族的相互關係。[12]這些相互的關係的成立，透過陸路，也應該有許多通過海上的交通。
越南史家陶維英在其《越南古代史》中對於越南之被稱為雒越，有如下的闡述：
在越國衰亡以前，於江南地區的某一個地點，有一支以捕魚和越海為業的越族人。長年在季風時節，成著北風前往南方沿海一帶；這些地方大概為海南島、越南紅河和馬江諸三角洲，膽大的甚至更遍跡於整個南洋群島地帶，然後他們又趁東南風來臨時，歸航故鄉。在此種經年累月越海的過程中，他們常把自己跟雒鳥相比擬，…經過無數次這樣的往返越海以後，在江南的越族人已在越南北部紅河和馬江諸三角洲留下來一些零散的殖民，然後這些殖民漸漸就愈來愈多了。到了越國被楚國滅亡以後，在來自北方的人之南下的逼迫下，他們的酋長率領整個部落逃往南方的上述地區，尤其是逃往他們久已熟悉的土地寬廣、肥沃的紅河地帶，當時，北部海灣尚與內陸銜接，而三角洲地區還是泥淤之所，因此這些移民絕大多數都居住在北寧以北的紅河沿岸和底江沿岸一帶。至此，他們必然仍保持著氏族姓雒的舊名，正因為這樣，從此中國的典籍遂稱他們為「雒越」。[13]
文中，陶維英尚舉出例證說明越南北部沿海地區出土的竹筏與中國長江流域的竹筏係出同源，並推斷此種竹筏的傳播路線為：
從揚子江流域，它與在四川的越族後裔一起被保留下來，它隨著越族而到江南，然後它隨著越族的一支而至台灣和另一支到了越南；可能它隨著越族到南洋群島，但在這裡消逝了，然後它又不知從何處而不能不由大洋洲來到了南美海岸。[14]
就竹筏的傳播，可以看出來，這種傳播不應是一時、定點的持續傳播，不然，就會形成一個固定的文化圈，這些傳播的型態基本上都是區域與區域之間，短時辰的交通與聯繫，並沒有造成結構性交通系統的改變，只是成功的延長了彼此交通的區域範圍。這種聯繫的方式，就是中國早期核心地區與周邊相互之間的關係，雖不直接統屬，但隨著不斷擴張的漢人勢力而逐漸擴散定點的交通範圍。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在海上航行能力已很強大，史載吳人以舟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而越國一向以舟為車，以楫為馬；[15]在中國的東邊海岸線上齊、吳、越相互的征戰，顯示出這個地區相互的海上關係，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九〈海師〉：
海道用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16]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勾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17]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18]
可見春秋之時，齊、吳、越應該都有各自控制沿岸交通的能力，形成了蘇州至山東，浙江至淮上的淮上交通。越人後更於吳越戰爭中，取得最後的勝利，滅掉吳國，將疆土拓至山東地區，根據董楚平的說法：
春秋戰國時期，我國有五大港口，即碣石（今河北秦皇島），轉附（今山東煙台），琅琊（今山東膠南縣），會稽（今浙江紹興），句章（今浙江寧波）。這五大港口連結了全國海路交通。五大港口中，浙江佔了兩個。公元前473年，越滅吳後，遷都琅琊，這樣，五大港口，越有其三，越國幾乎控制了全國海運事業。[19]
可見當時越國在中國海上航線上的重要。同時，吳、越興起，使得這個東南地區的政治與文化逐漸產生變化，不再以邊陲地區為足，吳夫差與越句踐都企圖由南方向中原地區爭取中國的主導權，亦即不再自外於華夏集團，慢慢走向中原的核心；[20]在走向中原的同時，吳、越都不斷的向四邊開發，擴張他們的勢力範圍，勢力範圍的擴張，當然也將優勢的政治力與文化擴張到四周；根據楊成鑒歸納越國的地域如下：
從越君無餘一直到其四十三代孫越王元常時期──前越諸君時期，其國境東至于鄞（今寧波市），西南至姑蔑（今衢州市）；北至禦兒（今嘉興市城南濮院鎮）；西北包含安吉、武康（今桐鄉市西部）在內；南與甌越[21]接壤。…滅吳以後，越國遷都琅琊，其疆域北達山東東南部，西占安徽和江西省一部分，東至大海，南包今福建全省及廣東潮州、汕頭地區。[22]
又，《史記》卷四十一〈越王句踐世家〉記載：
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23]
由上述資料可知，春秋時代越族的勢力，已由中國的東南地區向四方擴散，以現今發掘之考古資料，可以發現：
隨著早期青銅時代的到來，西周以後華南沿海的社會組織結構出現了一些初步的變動，建甌、灌陽等地發現的西周銅鐘（鐃）與同期江南各地發現的用於軍旅集會或祭祀山川的南方大鐃相同，青銅兵器中常見劍、矛、戈，與吳越文化兵器組合規律相同，說明商周、吳越這些先已發展成熟的國家集團中上層社會的某些禮樂制度、祭祀與軍兵法式已影響到這一地區。…周代以後，出現了吳越、周楚文化明確的相繼傳播與融合，各類型的金屬文化均明顯表現為外來與土著兩組因素的複合結構。…據此，西周春秋華南沿海的民族文化應就是閩、粵、甌等土著吸收吳越等外來文化形成的融合型態。即閩越、南越等民族文化；正是商周、吳越文化的傳播才將華南沿海帶入青銅時代。…戰國以後，周楚文化更加全面、系統地介入，…以用鼎制度、編鐘法則等「周禮」為代表的國家文明體系傳入，使得華南沿海的早期社會才得以基本趕上北部地區的社會歷史步伐，成為秦漢統一的社會基礎。[24]
但是這種社會發展並非在統一的國家體制下：
約從戰國起，華南沿海的社會發展史已經跨入閩越、南越等民族所建立的「王國時代」。…含青銅器和禮樂器的大、中型墓葬多隨葬具有權杖性質的銅人、獸首杖頭及矛、鉞上鑄有「王」字符，這些事先期的部落首領或酋長墓所不能比你的，應是與國王或其宗室有密切關係的上層人物的墓葬。…文獻中還有華南沿海先秦王國的線索，據《史記•東越列傳》，秦初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被「皆廢為君長」，漢五年「復立」為閩越王和東海王，說明閩越及東海是先秦已有的古國，閩越都東冶就只（今福州一帶）的秦漢遺存也多上限至戰國晚期，南越國也是如此。…就是說，從戰國時期起，華南沿海已經建立了國家文明，其就是漢初「復立」的閩越、南越等王國的直接前身。[25]
不統一的及相互對立的政權使得海上的通路仍然是以一種短程、不固定的自然型態的交通形式進行，這樣的情況到了秦始皇帝的時候，有了極大的改變。
秦始皇帝統一七國之後，隨即征伐嶺南地區，改變了原本的區域關係。史載：
（始皇帝）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26]
這一次的行動，秦中央透過靈渠的修築，將逋亡人幾五十萬人徙至嶺南地區；[27]透過湘江水系將嶺南地區納入中國的中原系統中，[28]將原本對立的東越與閩越畫作統一的閩中郡，[29]在政治力強烈的介入後，百越地區也產生極大的變化，《史記•南越列傳》載：
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30]
可見在經過十三年中原移民與越雜處十三年後，今廣州東西數千里間已經居住有相當多的「中國人」，[31]並可以作為成立一個「國家」的輔佐，這對於南方海疆的開發，是有顯著的影響。同時，在政治力的影響下海上航運開始有效率的進行固定的航線，以運送有經濟價值的貨物。《淮南子•人間訓》載：
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32]
而前述《貨殖列傳》中對於廣州的描述，正與此相同：
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33]
也因其具有經濟上的價值，秦南海令任囂遂得以因「番禺負山險阻」而建議趙佗「興兵絕新道」「可以立國」，我們可以自《史記》《漢書》的記載中，略窺嶺南地區廣州經濟之大概：
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蓺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皆呰窳偷生，無飢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34]
又：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壄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35]
亦即廣州或百越之地，既具有天然之農業資源，民眾無凍餓之虞，又有貴重貨品可資商貿，南方的番禺[36]從此便成為中國海運航路上一個重要的港口。根據趙佗所建立的南越王國的出土資料來看，已經發現不少有關南越國海上交通的考古資料，：
有關南越海上交通的考古資料以發現不少，重要的有鏤孔熏爐、象牙、犀角模型、部分琥珀珠飾，以及新發現的乳香藥物、圓形銀盒和金花泡飾。這些器物，大多發現於廣州，貴縣、梧州和長沙等地也有部分出土，在當時的中原地區則甚為罕見，…經研究，犀牛產自東南亞、印度和非洲；象牙、琥珀飾品和熏爐所用的香料木，雖然在當時的嶺南和西南邊境地區也有出產，但主要產地在東南亞和南亞諸國。南越王墓西耳室內發現原支大象牙五支，成堆疊放。經鑑定，確認為非洲象牙，這是南越與海外通商貿易的最有利的物證。…乳香主產于紅海沿岸，…圓形銀盒…器身器蓋均用錘揲法壓出蒜瓣形花紋，…一般認為，錘揲壓製金銀器起源餘波斯文化。…金花泡飾…據國外學者研究，焊珠工藝在兩河流域烏爾第一王朝（前4千年紀）已出現，隨後流行於古埃及、克里特、波斯等地，亞力山大東征以後傳至印度。…南越王墓出土的蒜瓣紋銀盒和金花泡飾，器形與製作工藝均非中國所固有，其來源可能同這條海上交通路線有關。[37]
也就是說在秦漢之際、西漢初期的廣州已經有相當繁盛的海上交通。南越王國在這樣的經濟支持下，一直維持其獨立的型態至漢武帝元鼎五年（128BC）。《史記》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傳〉：
秦已破滅，（趙）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願常為藩臣，奉貢職。…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武帝）元鼎四年（129BC），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其相呂嘉…得眾心愈於王，…呂嘉等乃遂反。…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元鼎六年（127BC）冬，…犁旦，（番禺）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38]
而當元鼎五年南越國以相呂嘉反，武帝遣樓船征南越時，東越王餘善欲從海路助漢征南越，《史記》卷一百一十四〈東越列傳〉：
（武帝）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揚，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39]
可見東越（浙江、福建一帶）與南越（廣東一帶）之間沿岸的海上航路，已可以成為協助陸路戰爭的一種輔助力量，但由於尚無法絕對的控制大自然的風暴，因此，東越王才可以以海風波作為不出兵的藉口。由於這次的戰役，餘善並未真的與漢夾擊南越，反持其兩端，因此，受到樓船將軍楊僕的懷疑，建議平南越後即征東越，餘善遂刻「武帝」璽自立，漢武帝遂派軍隊征伐，《史記》卷一百一十四〈東越列傳〉：
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為禦兒侯自兵未往。[40]
這段記載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句章港口的出現，據《延祐四明志》卷一〈沿革攷•辨證•辨句章〉（宋元方志叢刊）：
《句章九域志》云：因山為名。[41]《戰國策》有句章昧蓋，以邑為氏。漢伐東粵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史記正義》：「句章故城在鄮縣西一百里。」此張守節以開元之鄮言之。《元和郡縣志》：「句章故城在今州西一里。」此李吉甫以元和之明州言之。《後漢注》與《史記正義》同《圖經》：「古句章城在鄞縣南六十里。」此今之地里也。〈虞翻傳注〉：「句章董黯。」[42]則慈溪乃漢句章之地；晉劉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今鄞縣有句章鄉，蓋自此鄉及慈溪皆句章境，古句章城在小溪鎮。[43]
又，
府君（王景興）曰：「…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治於此？」（朱）育對曰：「劉賈為荊王，賈為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為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為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44]
就上述地志所言，則句章之地，即今浙江寧波（鄞縣）一帶，這個地區自戰國時代即已成邑，有人物出現，至西漢時候，已經成為中國東南地區非常重要的港口，對浙江會稽和福建間的聯繫有重要的意義。[45]
其二，橫海將軍的設立，橫海將軍的設置，在元鼎六年征東越時，《史記》卷一百一十一〈�s將軍驃騎列傳〉：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46]
「橫海」名稱的出現，表現西漢時對於海上軍事活動已經有較大的信心掌控，這與海船的改進應有相當的關係；也代表漢代對於海上交通的控制力的增強。反映在史書中，是海上航線的加強。《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
自日南障塞、徐聞[47]、合浦[48]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越南峴港）；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泰國叻丕）；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緬甸丹那沙林）；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緬甸卑謬）；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今康契普拉姆），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燿威德，厚遺黃支王，…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漢之譯使自此還矣。[49]
這條路線已經將原本東南道的海上航線延伸到交趾地區，謝承《後漢書》卷一〈郡國志〉云：
交阯七郡貢獻，皆從漲海出入。[50]
又，《後漢書》卷三十三〈鄭弘傳〉：
（東漢章帝）建初八年（83）代鄭眾為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51]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為常路。[52]
所謂交趾七郡是指南海（治番禺）、蒼梧（治廣信，今廣西梧州市）、鬱林（治布山，今廣西貴縣境）、合浦（治徐聞，今廣東海康）、交趾（治羸嶁，今越南北部）、九真（治胥浦，今越南北部）、日南（治朱吾，今越南中部）；[53]由上可知東漢章帝建初八年以前，越南交趾七郡與中國是透過今福建閩侯地區（廣州以北）經由海道來往洛陽間，至鄭弘奏開零陵、桂陽道後，方始改以陸路為主。這可以反應漢代初期沿海交通線，是傳統吳越勢力範圍的擴張，與廣州嶺南地區加上西甌、雒越等西南百越系統所形成的海上交通；也就是說到了東漢時期，中國已成功的將整個東南地區的海上交通作了一整個聯繫。因此，可以發現自此以後，當中原的北方政權發生危機時，便會有逃避政亂的移民經由海上轉徙到交趾地區。例如，東漢末，中原天下大亂，北方士族避亂南遷至交趾者頗眾，如《後漢書》卷六十四〈梁統傳附竦傳〉：
竦字敬叔，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擊玄石而沈之。[54]
又，《後漢書》卷三十七〈桓曄傳〉：
初平中（190∼194），天下亂，（桓曄）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阯，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為凶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55]
同上書卷四十五〈袁張韓周列傳•袁閎傳〉：
（袁）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乘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官客會稽上虞。一見太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獻帝都許，徵為尉，未到，卒。[56]
新校本《三國志》卷十三〈魏書•鍾繇華歆王朗傳•王朗傳〉：
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人也。…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57]
裴松之引《獻帝春秋》注曰：
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為兵所逼，遂詣軍降。
又，卷三十八〈蜀書〉八〈許麋孫簡伊秦傳•許靖傳〉：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謀議，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既至交阯，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鉅鹿張翔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圮族，…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蠭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58]
以上諸人均從「會稽浮海南投交阯」，可見當時自會稽到交阯的路線是一條士大夫遷徙所選擇的重要路線，這當然顯示了幾個事實，其一，交趾地區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吸引不滿當時政治環境的士大夫們以此作為逃難避世的桃花源；這種吸引力的主要部分是來自於經濟：前面說過，「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蓺饒食，無飢饉之患」，但同時，交趾也是重要的海外貿易中心：
交趾地區是當時海外貿易的前沿陣地，地瀕南海北部灣的龍編、徐聞、合浦等地皆為當時南海貿易的重要港口。…東吳時，由於嶺南經濟的開發，影響到當地政權機構的變化，兩漢時，因盛產珠寶香料的東南亞遠航技術尚不夠發達，近鄰南海諸國的龍編（今越南河內）便成為珠寶貿易的最大市場和南海貿易的重要港口。交趾地區也由此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的重地，故統治者重視對交趾一地的經營。[59]
這使得交趾成為在經濟生活上的世外桃源。其二，正如任囂勸服趙佗以廣州自立的說法「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在中國中央政權無法有強大的力量時，交趾與中原核心地區是有相當程度疏離的，這也是交趾可以成為政治難民世外桃源的一個原因。誠如交趾是東漢以來中國政治難民投奔的世外桃源，這一條投奔的路線，也經常是固定的單行線。
三、結論
越南地區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區，紅河三角洲強大的腹地，使得越南，尤其北越地區，雖然與中國以沿海的小額貿易進行長期的聯繫，但是廣大的紅河流域在逐漸開發，及海上絲路逐漸成形後，交州地區的產能，使得富庶的交州與廣州一樣成為經濟的中心，越南北部地區如河內、海防等地，不再只是中國廣州的沿海轉運港，而成為與西方繼續貿易的主要港口，具有經濟效應使得越南可以在中國中央政權衰弱，無法掌控太大的核心區域下，得以嘗試脫離中國政治上的直接控制；但是與南方越南（南圻）不同者，北方的越南（北圻與中圻）長期受到中國的影響，甚至是屬於中國的統轄地，也是中國在中央政權不穩定的時候，漢人移民的主要地區，因此，北圻的發展仍然與中國的歷史發展息息相關，尤其在交通路線上，更為明顯。本文即欲藉由討論中越的海上交通路線瞭解中越的歷史交流關係。根據上面的論述，大致可以歸納為幾個要點：
1、 移民是越南早期與中國之間重要交通的主要因素。
2、 沿岸航運是長期以來百越民族交通的形式。
3、 越南與中國的沿海交通航線是由長期短距離、區域性的交通逐漸接連形成的
4、 秦漢時候的政治力，使得百越地區，尤其浙江、福建的閩越、廣東的南越、廣西的西甌越、越南北部的雒越與中原地區有了結構性的改變。
5、 靈渠的開鑿，使得嶺南地區可以透過與湘江流域與中國的中原地區聯繫。
[1] 見許永璋，〈古代洛陽與南海絲綢之路〉，《史學月刊》，2000年第1期，頁30∼36；陳先樞，〈長沙交通史綱〉，《求索》，2000年第6期，頁109∼112；黎正甫，〈古代中國與交趾之交通〉，《東方雜誌》第40卷第2號，頁45∼54；馬建春，〈唐朝與大食的海上交通〉，《寧夏大學學報》第19卷，1997年第3期，頁34∼39。
[2] 百越民族是分佈在中國南方民族的泛稱，根據《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的記載：「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壄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頁1669）；臣瓚注曰：「自交阯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新校本，台北，鼎文出版社，1978），頁1670。百越各族曾先後在這些地區建立國家或被中央王朝封為王國，隨著中國歷史的發展而逐漸同化在漢人的社會中，如今，根據考古、民俗、文獻等方面的研究，可知百越文化均有稻米及根莖類農作種植，幾何印文陶的出現，斷髮文身的習俗，干欄形制的居所現象，他如銅鼓、有段石錛、有肩石斧、牙璋、環形玉玦、龍或蛇圖騰的崇拜等，有關這一方面的研究報告，請參看越南陶維英《越南古代史》第一編〈越南民族的起源〉，（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年，劉統文、子鉞譯）；及中國各有關考古報告及陳國強等著《百越民族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5）及《國際百越文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2）《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1994）各論文集之研究論文，並參考戴國華〈華南新石器時代早期居民的經濟生活〉，莫俊卿《試論古越人與壯侗語族諸民族的淵源關係》，（《百越史研究》頁153─171），楊建芳，〈耳飾玦的起源、演變與分佈：文化傳播及地區化的一個實例〉，《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97,7）；在許多學者的研究中，認為台灣原住民也是百越族中的一支，參見凌純聲及陳奇祿等先生作品。
南島民族又稱南島語族，是分佈在東自復活節島、西至馬達加斯加島，南至紐西蘭，北達台灣區域中的民族，這些民族的文化中有紋身、缺齒、拔毛、口琴、貫頭衣、腰機紡織、父子連名、獵首、靈魂崇拜、室內葬、崖葬、干欄屋等特色（見凌純聲，〈古代閩越人與台灣土著族〉，《學術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頁36∼52）。由於南島語族與百越族在許多文化特徵上有類似的地方，有學者認為百越民族與南島語族應有親緣關係，見陳國強等著《百越民族史》第十二章〈越族與東南亞民族的關係〉第二節「從考古、民族、歷史論證越族與東南亞民族的關係」，頁336─345；潘其風〈我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種系分布研究〉，《考古與文物》1980,2；及朱俊明〈釋「甌」〉，《國際百越文化研究》，頁123，石鐘健〈論西甌和東甌──兼論倭和夷、越的種屬關係〉，《民族史論文選》（下），（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6,2）頁13─18；楊式挺，〈試從考古發現探索百越文化源流的若干問題〉，《學術研究》1982年第一期；又見朱俊明編《百越史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王懿之等編，《百越史論集》，（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89）。
[3] 南島語族是一個航海的民族，他們分佈在包含整個太平洋的群島與半島地區，必須藉由航海才能擴散到這麼廣大的地區，在語言詞彙中，南島語族也充滿了航海技能和舟船工具的詞彙，（李壬癸《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台北，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而西漢袁康《越絕書》曾引句踐語云：「夫越性□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台灣，中華書局，1970）中國歷代公認此為描述越族最傳神的記載，顯示百越民族也是善於舟楫的民族；迄今為止，百越地區的民眾仍以造船與航海為最主要的生活型態，這些都反映在日常生活中，迄今屬百越地區的江浙一帶，水上運動特多，即是明證。見近人姚廷華在〈吳越文化与傳統的水上運動〉（《體育文史》1994年6期），頁37。
[4] 見李明偉〈中國歷史上的貿易之路〉，《絲綢之路貿易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
[5] 見李明偉〈中國歷史上的貿易之路〉，《絲綢之路貿易史研究》，頁45。
[6] 根據美國學者穆黛安的研究，中國的這項航海習慣一直可延續到十八世紀，在研究中國華南地區的海盜時穆黛安有這樣的結論：「前往南洋的中國海員喜歡沿著南海西部和西南部邊緣航行，穿越海南—西沙群島通道至越南，然後掉頭沿海岸至崑崙島，由此可直接越海至馬來西亞，暹羅和蘇門答臘，只要有可能，中國海員寧願走海南—西沙群島通道（由此可依托大陸架）而避免遠處危險的海域。」見（美）穆黛安著，劉平譯，《華南海盜（1790∼181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9），頁12。
[7]在河姆渡遺址的第三、與第四文化層中發現有六隻木槳和一隻陶舟，這些遺址根據斷代，應屬6∼7000年前。見《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一期；又見《這將河姆度遺址第二期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1980年第五期。又，楊靜芬，《中國古代造船與航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初版二刷）：「有段石錛是遠古造船工具，一般說，他是長方扁形物，刃口斜削似普通鐵錛成刨刀狀，與普通石錛不同處在於背面，即刃口斜上所向的一面不像正面的平，而是中間壟起成一條橫脊，把背面分成前後兩部分，後部較薄，看起來像有兩個階段，所以叫有段石錛。有段石錛可以裝柄使用，在沿海或島嶼上需要獨木舟的地方尤其需要。這種遠古造船工具，在我國大陸沿海地區多有分佈，以福建、廣東、江西最多，浙江次之，台灣也發現不少。有段石錛的分佈說明遠古航海地區航海業的發展。」頁2。有段石錛是南島與百越民族共同的文化特徵，見前引文。
[8] 楊式挺，〈略論南海早期交通貿易二題〉，《南海海上交通貿易二千年》，（香港，香港市政局，1996）：「在距今六千至四千年間，從我國台灣大坌坑、鳳鼻頭、福建平潭、金門、廣東潮安、海豐、香港大灣、深灣、廣西防城、南寧以至越南、泰國沿海的貝丘、沙丘遺址，分佈的繩紋、貝印紋陶器、彩陶和石器其特徵非常相似，表明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交往關係。」頁22。
[9] 根據中國古籍記載，木板船也就是「舟」，是在黃帝時候由共鼓和貨狄發明的，《世本•作篇》（《世本八種》，孫馮翼集本）：「堯使禹作宮室；雍父作舂；少康作箕帚；胡曹作衣；黃帝作旃；蚩尤以金作兵器；作服牛；共鼓貨狄作舟；（注云。二人並黃帝臣。《廣韻》。《藝文類聚》七十一。又見《初學記》二十五。《事類賦注》十六）；相士作乘馬；烏曹作博；仲作車。」頁6∼7。但是，黃帝事蹟事涉渺茫，極難徵信，一般而言，商周時期應有木板船的出現，見吳浩坤〈甲骨文所見商代的水上交通工具〉，《陝西師大學報》第24卷第4期，（西安，1995，頁110∼113），及劉志玲，〈試論商代的交通〉，《四川師範學院學報》1998第3期，（頁110∼113）。
[10] 新校本《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帝顓頊〉，（台北，鼎文出版社，）：「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頁11；張守節《史記正義》注交趾：「阯音止，交州也。」頁12。又〈帝堯〉：「申命羲叔，居南交。」頁16；司馬貞《索隱》謂南交即交趾：「然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阯不疑也．」頁17。又〈帝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頁43。《索隱》：「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地，名北戶。」
[11] 新校本《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頁3267∼3268。
[12] （越南）陶維英著，劉統文、子鉞譯，《越南古代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徐松石，《粵江流域人民史》，（民國叢書第二編，社會科學總論類第十六冊，上海書店）。
[13] （越南）陶維英著，劉統文、子鉞譯，《越南古代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第一編第六章〈雒越人〉，頁133∼136。
[14] 陶維英著，劉統文、子鉞譯，《越南古代史》，頁134。
[15] 見《越絕書》卷八〈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0）葉一下。
[16] 事見《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八〈哀公十年〉（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注云：「承，吳大夫。」頁1015。
[17] 《國語》卷十九〈吳語•吳晉爭長未成句踐襲吳〉：「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注云：「沿，順也。逆流而上曰泝。循海而逆入於淮，以絕吳王之歸路。」頁604。
[18]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九〈海師〉，頁837。案，春秋時代的戰爭應該仍以陸戰為主，齊、吳、越之間的相互征戰，雖有水戰，但似乎還未能發展成為海戰，《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舟部三•舟下〉引《越絕書》逸文，言闔閭問伍子胥水軍之戰法，伍子胥對於水軍戰法之解釋，可見當時戰爭應該仍以陸戰為主：「《越絕書》曰：闔閭見子胥，：『敢問舩運之備何如？』對曰：『舩名大翼、小翼、突胃、樓舡、橋舡；今舡軍之教，北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舡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舡者，當陵軍之輕足剽定騎也（此句又作『當陵軍之輕足驃騎也』）』頁3544-1；可見在素以水戰為主的吳國，其水師戰法主要還是比擬於陵軍（陸戰），可見春秋之時，仍以陸戰為主；當然，吳越之間幾次大的戰役，如笠澤、夫椒、檇李、干隧之戰都是水戰；但水戰畢竟仍不能等同於海戰。
[19] 董楚平，《吳越文化新探》，頁278。
[20] 新校本《史記》卷三十一〈吳太伯世家〉，王夫差十四年：「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頁1473∼1474。又，〈越王句踐世家〉：「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至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頁1746。
[21] 甌越一般是指在浙江甌江流域的越族，有人認為應該專指下游溫州一帶地區，但王克旺、雷耀銓、呂錫生認為其範圍應該是包括溫州、處州與台州三個地區的大部分面積，尤以台州地區為主，而以甌為都，郭璞註《山海經》云：「今臨海（台州）永寧縣，即東甌故地也。」王克旺等人據《浙江通志》及萬曆《黃岩縣志》，認為前人以為甌越在溫州地區，是因為溫州有永嘉之稱，但事實上古永嘉在後漢時已更名為永寧，後又改為黃岩，即今台州地區；見王克旺等，〈關於東甌的建都與內遷〉，《百越民族史論叢》，（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5），頁168。另有所謂西甌，位於今廣西西部地區桂江與潯江流域一帶，見張一民，〈西甌駱越考〉，《百越民族史論叢》頁130~142。
[22] 楊成鑒，〈吳越文化的分野〉，《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八卷第四期，（寧波，1995）頁10。作者案，楊先生所述越國南部疆域包含今福建全省及廣東潮州、汕頭地區，此論點值得懷疑，福建南北開發之時間差距甚大，直至唐代，福建大部分地區均未開發，春秋時代的越國是否有能力控制全閩，值得商搉；至於廣東地區的潮、汕則更屬困難。這裡只能部分說明同屬百越民族區域，可能有小規模的相互來往，應該不是疆域所及。
[23] 新校本《史記》卷四十一〈越王句踐世家〉，頁1751。
[24] 吳春明，〈從考古看華南沿海先秦社會的發展〉，《廈門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廈門，廈門大學），頁101∼103。
[25] 吳春明，〈從考古看華南沿海先秦社會的發展〉，《廈門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頁101。
[26] 新校本《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頁253；又，徐廣註「以適遣戍」曰：「五十萬人守五嶺。」
[27]《淮南子》卷十八〈人間訓〉：「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頁586。
[28]《全唐文》卷八百四〈魚孟威•桂州重修靈渠記〉（中華書局，1982）：「靈渠乃海陽山水一派也。謂之灕水焉。舊說。秦命史祿吞越嶠而首鑿之。漢命馬援征徵側而繼疏之。所用導三江。貫五嶺。濟師徒。引饋運。推俎豆以化猿飲。演墳典以移鴃舌。蕃禹貢。盪堯化也。則所繫實大矣。」頁8453-2。又，廣西航運史編審委員會，《廣西航運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始皇帝為控制嶺南地區，命史祿開鑿靈渠，利用天平、鏵、渠道、秦堤、陡門等水道工程，將湘江與桂江（漓水）支流靈河間的分水嶺--越城嶠上的太史廟山挖掉，把湘江引進始安，溝通了長江與珠江（西江）水系。根據靈渠陡門的寬度推算，秦漢時靈渠可以通行寬5公尺、長20公尺的船隻，其載重量約可達今20∼30噸（500∼600斛），可見當時靈渠對於由北方進入南方有相當大的轉輸力量。」頁4∼6。
[29] 新校本《史記》卷一百一十四〈東越列傳〉：「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頁2979。
[30] 新校本《史記》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傳〉，頁2967。
[31] 新校本《史記》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傳〉：「（秦始皇帝）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始皇帝可其萬五千人。」頁3086。由此可知，除上述始皇三十三年徙民於越外，後仍陸續有遷徙漢民進入嶺南百越地區者，尤其以「女無夫家」者徙入越地的記載與數量看來，中國中原地區的中國人確實應該相當數量。
[32] 《淮南子》卷十八〈人間訓〉，頁586。
[33] 新校本《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頁3268。
[34] 新校本《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頁3270。
[35] 新校本《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頁1670。
[36] 有關廣州建城的時間眾說紛紜，有謂西周者；有謂春秋時者，有謂戰國時者，但以秦朝建城的可能性最高，新校本《晉書》卷十五〈地理下•廣州〉：「廣州。案禹貢揚州之域，秦末趙他所據之地。及漢武帝，以其地為交阯郡。至吳黃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梁四郡立為廣州，俄復舊。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分合浦，立合浦北部，以都尉領之。孫��分鬱林立桂林郡。及太康中，吳平，遂以荊州、始安、始興、臨賀三郡來屬。合統郡十，縣六十八，戶四萬三千一百二十。」頁466。又見袁鐘仁，〈古代廣州城的興築和擴建〉，《暨南學報》1996年第3期，頁83∼91。
[37] 《西漢南越王墓》第十二章〈南越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輯，廣州，文物出版社，1991）頁345∼347。
[38] 新校本《史記》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傳〉，頁2967∼2976。
[39] 新校本《史記》卷一百一十四〈東越列傳〉，頁2982。
[40] 新校本《史記》卷一百一十四〈東越列傳〉，頁2982∼2983。
[41] 見《乾道四明圖經》卷二〈古跡〉七（宋元方志叢刊）：「古句章城，在縣南六十里。《漢書•地理志》云：『渠水東入海。』《山海經》云：『句餘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注以為山在餘姚南、句章北，故二縣因以為名。漢武帝元鼎六年，東粵王騶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道以伐之。顏師古曰：『句章，會稽之縣也。』今句章鄉即其地也。《吳錄》云：『句章因山為名。』《十道四蕃志》云『在太平山。』隋開皇九年平陳，縣廢。」頁4893-2。
[42]新校本《三國志•吳書》卷五十七〈虞翻傳〉引《會稽典錄》曰：「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頁1325。
[43] 《延祐四明志》卷一〈沿革攷•辨證•辨句章〉（宋元方志叢刊），頁6136-1。
[44] 新校本《三國志•吳書》卷五十七〈虞翻傳〉引《會稽典錄》，頁1326。
[45]《日知錄》卷二十九〈海師〉：「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頁 837。
[46]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將軍驃騎列傳〉，頁2944。
[47]徐聞就是現今雷州半島南端的徐聞縣，隔著瓊州海峽與海南島相對。（同上）
[48]合浦即今雷州半島以西的合浦縣。（同上）
[49] 《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八下，頁1670∼1671。
[50] 見八家後漢書輯注本，頁6。文字原出《初學記》卷六引。
[51] 《後漢書•鄭弘傳》註曰：「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名為東冶，後改為東候官，今泉州閩縣是。』」（頁1156）按，即今閩侯縣。
[52] 新校本《後漢書》卷三十三〈朱馮虞鄭周列傳•鄭弘傳〉，頁1156。
[53] 張俊彥〈古代中國與西亞非洲的海上往來〉，海洋出版社，1986。
[54] 新校本《後漢書》卷六十四〈梁統傳附竦傳〉，頁。
[55] 新校本《後漢書》卷三十七〈桓曄傳〉，頁1260。
[56] 新校本《後漢書》卷四十五〈袁張韓周列傳•袁閎傳〉，頁1526。
[57] 新校本《三國志》卷十三〈王朗傳〉，頁407。
[58] 新校本《三國志》三十八〈蜀書〉八〈許麋孫簡伊秦傳•許靖傳〉，頁963∼965。
[59] 段塔麗，〈試論三國時期東吳對嶺南的開發與治理〉，《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南京，南京大學），頁185。